《参考消息》4月15日报道 “十三五”时期，促进经济转型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主线之一。实际上，经济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虽然关于中国是否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研究表明，中国当前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促进转型成为经济政策主线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回落，难以继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秘鲁等国家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的划分标准，人均收入104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045美元到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5美元到12736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73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在全球215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有31个，高收入经济体有80个，中等偏下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有51个和53个。可以看到，将近50%的经济体属于中等收入范围，它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广受关注。
经济发展理论表明，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不同，比较优势差异较大。低收入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更有比较优势，可能受益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高收入国家更可能是知识型的经济体，受益于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此时易遭遇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同时产业内的资源再分配比产业间的资源再分配显得更加重要。从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此时中等收入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采取一种混合策略，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发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积极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的不同行业分化十分显著：一方面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增长状况良好，这通常被视为代表中国经济未来转型方向的“新经济”；另一方面则是过剩产能的消化进展比较困难，部分行业去杠杆进展也不明显，这通常被视为是需要重点促进转型的“旧经济”。从这个角度看，未来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一方面要支持新经济的继续发展，另外也要重点促进旧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需要重点推进的是有利于推动转型、提高供给侧经济效率以及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改革。
可以说，“十三五”时期，促进经济转型成为经济政策的主线之一，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养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点是要改革要素市场，应破除一些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限制，支持土地、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同行业内部进一步优化配置。从培养新的增长动力方面来看，中国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都需要金融领域的相应改革来提供支持。
创新需要高效金融体系支持
若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经济结构转型成功的衡量标准，那么寻求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来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就显得异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缺乏创新，从而缺乏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影响创新的因素很多，包括基础设施、制度质量、人力资本等，但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创新活动也同样重要。
从高收入国家的特征来看，其技术前沿能够往外扩张，主要是由该国的创新能力决定的，而创新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来看，首先，技术创新具有预期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产生潜在的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等众多风险；其次，技术创新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技术创新者拥有其他主体不知道或无法验证的信息和知识；第三，通常技术创新面临着资金不足等问题，企业技术创新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需要有不同的融资制度安排，只有通过高强度的启动投资以及不断的追加投资，才能保证创新过程的延续。据调查，无论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还是市场存续期较长的大中型企业，普遍将缺乏资金列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首要障碍。
从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结构特征来看，基于自身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这类国家拥有的主要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服务对象更多的是有正常现金流、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的产业，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高风险创新活动的融资需求。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中，金融抑制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应该积极调整金融结构，探索合适的融资方式来支持经济结构转型，来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
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新加坡等的案例来看，它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均采取了恰当的融资方式来支持本土的创新活动。例如，韩国是采取政府主导的财团模式来支持本土的创新活动。韩国政府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支持财团发展汽车、电子、化学制药以及造船业等。为了获取韩国政府较低、甚至负的实际利率贷款的支持，各财团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尽可能获取海外的市场份额。在此过程中，有一些韩国企业经营失败，被兼并重组，但也出现了一些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比如韩国的现代汽车、三星电子、现代重工等。
中国金融市场仍处初级阶段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当前多层次资本市场在逐步完善，在支持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方面在逐步发挥作用。
目前，我国覆盖股权和债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由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组成的多层次股权市场、由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为主组成的债券市场为服务实体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底，沪深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别为1559家、776家和492家，新三板市场挂牌公司5129家，37家区域性股权市场共有挂牌股份公司3375家、展示企业4.15万家；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合计的债券存量，国债10.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4.8万亿元，金融债17.7万亿元，公司信用债近15.3万亿元。
同时，风险资本市场也发挥积极作用，将金融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助推作用放在了重要位置。截至2015年底，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活跃的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超过8000家，管理资本量约5万亿元人民币；2015年VC/PE市场投资总额约5300亿元，2015年共完成并购案例数2693起，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计2317起，涉及交易金额共1.04万亿元。同时，资本市场IPO新股发行、并购退出、股权转让、股东回购、管理层收购等多种功能，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有效的退出机制，能够激励风险资本加大对创业创新产业的投资。清科集团市场调研数据显示，预计2016年风险投资以并购方式退出的比例高达46.6%。
然而，中国金融市场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同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促进创新的强烈需求相比，金融市场仍然存在一些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支持创新的能力有待提升。新兴产业与众多创新型企业，往往呈现出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而且股权结构、组织架构和治理结构比较特殊等特征。中国证券发行环节依然存在较多的管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充分。现行发行审核制度，更多地考虑了传统产业的特点，缺少针对新兴产业与创新型企业的有效制度安排，使这些企业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现行以“盈利”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条件，重“历史业绩”、轻“未来成长”，大量发展潜力较大的创新型企业由于达不到发行条件中的盈利要求，无法在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导致这些企业转而到海外市场寻求融资和上市。
第二，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不完善。近年来，在中国以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层次股票市场结构中，一些市场层次缺乏差异化，发行条件与投资者准入等要求与标准大致相同，服务于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融资工具也趋于一致，部分市场层次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转板机制，市场层次不够清晰，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不完善。很多创新型企业分散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不同层次市场，与其他企业同台竞争，缺乏必要支持，融资工具和服务方式不完全适合创新型企业需求，融资受到限制。
应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基于上述分析，在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应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从金融角度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支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目前，中国以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经形成。为了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一方面，要积极完善各板块功能定位，确定差异化的发行条件和投资者适当性标准，提供适合各板块企业需求的差异化融资工具，建立健全转板机制，更好地支持创业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另一方面，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过程中，创业创新企业数量众多，发展迅速，融资需求强烈，需要重点鼓励代表经济增长新动力、新亮点的新兴产业公司多渠道上市，为中小市值、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二，应进一步加大对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2015年以来，各种政府主导和市场化的孵化器、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创新创业事业的发展，但也存在政府主导孵化器激励不足、市场化孵化器缺乏资金支持，软硬件服务条件不到位的问题。市场化孵化器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政府需要在资金和政策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一方面仍需要大力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项目的退出提供更便利的通道，同时，鼓励政府通过引导基金的方式，加大对天使投资、VC投资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推动并购基金的设立，加速国内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同时，积极支持海外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的高新技术、高端装备项目，使我国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在某一行业占据领先地位。
【作者简介】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等。
【延伸阅读】供给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法宝
广东东莞一家精密技术工厂在完成“机器换人”改造后，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摄影 刘大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8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奇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从1978年的155美元跃升至2015年的8000美元，增长了约50倍。
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四个阶段，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中国经济成长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这是“中等收入陷阱”密布的阶段；从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看，与这四个阶段相应的可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在这四个阶段中，有三个转折点：第一个是2000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用了22年时间终于走出“贫困陷阱”，实现了向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历史性飞跃。第二个是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标志着中国正式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这次历史性跨越仅用了10年时间。现在，我们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经济增长能保持在6.5%，第三个历史性跨越将发生在“十四五”规划末，大约在2023年，人均GDP将达到13500美元左右，就是说，中国将用13年的时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个发展阶段 挑战越来越大
低收入阶段（1978～2000年）：“市场驱动”是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在这个阶段，经济制度转型之后市场势力的逐渐引入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贫困陷阱”，除其他因素外，盖因农村的包产到户也好，城镇的国企改革也罢，其主要目的都是明晰产权性质和引入竞争主体，从而使几十年计划体制压抑下的生产力一夜之间得以释放。
这个低收入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改革不断试错、试验、探索和建立的一个过程，其间增长的背后是市场的冲动，成长的动力来自市场的驱使。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形之手一旦被市场无形之手所替代，市场势力就带有相当的疯狂性，正是这些原始的市场爆发力，推动中国最终跨越低收入阶段，跳出“贫困陷阱”。
这个阶段的增长引擎主要是制度转型产生的红利，尤其在1992年之后，“市场红利+市场冲动”成为主要阶段性特征。
下中等收入阶段（2001～2009年）：“要素驱动”是增长的主要引擎。在这一阶段，要素投入不断加大，环境和资源的投入发挥到了极致。“有形要素”+“无形要素”=推动经济不可持续地增长。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比较优势，以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资源立国的要素驱动特点十分明显，甚至到了完全依赖的“资源诅咒”的程度。毫不例外，中国这个阶段的增长也明显带有劳动驱动、资源驱动、土地驱动的“有形要素驱动”的历史特征。
首先，从劳动要素投入看，由于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高峰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自然就成为一个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在这个阶段激增就是一个明证：2001年仅为2121亿美元，到2010年底就激增至2.85万亿美元，毫无疑问，这些“绿票子”都是廉价劳动凝聚的出口商品换来的，尤其2003年之后，劳动的贡献率更高一些。
其次，从资源要素投入看，环境作为重要资源要素，其恶化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要素驱动的主要来源；在资源要素里，其他有形自然资源的投入也逐年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再次，从土地要素的投入看，它是这个阶段独特的驱动要素。在这个历史阶段，1998年启动的房改成为一个重要契机，从此，房地产逐渐成为推动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其中土地作为一个特殊的资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大，甚至很多年份超过劳动的贡献率。
最后，从资本要素投入看，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居高不下，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例如，2000年投资率为35%，到2009年提高到40%以上，而同期消费率则从2002年的60%下降到2006年的50%以下。投资率贡献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的重要源泉，始终处于全球最高的国民储蓄率使之成为可能，这也构成中国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
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至“十四五”末）：“效率驱动”应成为新常态下增长的主要动力。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均GDP为4000～13500美元，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十四五”末，这是中国经济成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在粗放的“要素驱动”阶段，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的国际贸易结构总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一些国家就往往掉进“比较利益陷阱”（或“比较优势陷阱”），长期徘徊在下中等收入水平，于是就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在走向上中等收入的过渡中，劳动力的价格正在不断上升，我们正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能源、资源和土地的投入已经不可持续，环境和空气的质量已经十分恶化，甚至影响到生存条件和身体健康。重要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常态悄然而至，经济增长从高速变为中高速。面对新常态，必须要适应，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将提高生产率作为推动增长的源泉，这是我们刚刚迈进上中等收入阶段两年之后面临的一个崭新的问题。
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根本含义在于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实际就是提高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水平，本质上讲就是在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性，以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对于“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强调的是增长的良性循环：报酬率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改善投入产出比就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水平提高之后就会提高投资报酬率，包括物质投入、人力投入和技术投入。
一句话，“效率驱动”就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就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和技术创新等手段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高收入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创新驱动”必然成为增长重要推手。在“十四五”规划之后，中国将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一个技术创新驱动增长的阶段。放眼世界，凡是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技术创新的国家，技术创新无一不是驱动增长的根本源泉。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70%，而中国的创新贡献率还不到40%。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是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部署和直达高收入国家的战略通道。众所周知，虽然减少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提高人力资本、修建社会基础设施等都可获取收益并带来增长，但都难逃报酬递减的铁律。长期来看，增长和提高经济的竞争性只能依靠技术创新。
综上，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阶段中，“市场驱动”阶段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史的制度变迁，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要素驱动”阶段实际是比较优势的必然阶段，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效率驱动”阶段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技术创新”阶段是高收入经济体的趋同发展阶段，强调的是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
落实改革政策 转向“效率驱动”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6.5%至7%。在新常态下，如果保持6.5%的增长速率，2023年人均GDP将达13240美元，2024年达14101美元，就是说，在“十四五”规划末，中国将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如果在上中等收入阶段，6.5%保不住，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时间就要推迟到“十五五”规划期。所以，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它决定着我们能否按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保持一定增长速度，意味着从下中等收入阶段的“要素驱动”向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效率驱动”转型。如果这个转型不能实现，就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至少存在拉长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时间的可能性。那么，如何提高企业投入产出比、降低企业负担、实现经济转型？如何提高企业生产率和生产力？如何将“效率驱动”作为当前这个发展阶段的增长引擎？
1.实现效率驱动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法宝。所谓推进供给侧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二是指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比，其主要表现就是降成本、补短板。二者合起来就构成五大任务。
在刚刚过去的下中等收入阶段，我们主要关注和改革的是需求侧。十年来，需求侧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从供给侧的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是实现市场出清，于是它有两个要求：一是尽快化解产能过剩，处理僵尸企业，让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得以迈上一个新台阶；二是尽快实施减税降费，进一步正税清费，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负担。
在新常态下，如果实现市场出清的这两个要求，就意味着供给侧改革得以落实，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够得以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推进供给侧改革是主动应对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性举措，要有长期的战略眼光来看到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生产率，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投入产出比，实际就是强调“效率驱动”，这是当前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即在“十四五”末之前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的最后冲刺。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不计成本靠“要素驱动”的经济体在新常态下能够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高收入行列。
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政策保障。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保障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较好的稳定性，就难以提供稳定的预期，增长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甚至停滞或倒退。
二是微观经济政策要活。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既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也需要企业享有良好的微观经济环境，因为良好和恰当的微观政策对提高货物生产和服务贸易的效率具有诱发作用，包括微观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数量。
三是社会政策要兜底。社会政策要有底线思维的兜底意识，否则两极分化对劳动将产生负激励，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实现市场出清，僵尸企业就必须要处理，这就需要社会政策的配合和支持，稳定社会，促进增长。僵尸企业处理之后，职工安置要负责到底，甚至成为重中之重，社会政策和社保政策要发挥作用。
四是改革政策要落实。进入新常态以来，各个领域的改革政策不断出台，鼓舞人心，鞭策进步，给人以向上的精神和改革的氛围。但在新常态下，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越发显得重要，甚至成为能否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重要因素。否则，再好的改革政策，束之高阁就不可能发挥作用，转型就会落空。
【作者简介】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74）委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养老基金问题专家。
（2016-03-21 12:09:00）
【延伸阅读】“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是伪命题
随着网络的普及，中国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的互联网经济。图为广西一家食品公司电商部员工在打印快递订单。（资料图片）
进入21世纪，中国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判断：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还提出了2020年小康社会的三个量化指标：一是富民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大体相当于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化目标，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城镇化率超过50%；三是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到2020年降到30%左右。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上述目标：2015年GDP相当于2000年的3.96倍，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了56.19%，农业就业比重已降至29.5%（2014年数据）。
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识别“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走向高收入并实现共同富裕。对此，党中央高度关注，战略谋划，科学布局，破解难题。
世纪初已做出预判
当时党中央已经前瞻性地识别将要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2004年党中央就提出中国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指中等收入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全力争取前一种可能性，防止和避免后一种可能性。这既是党中央的先见之明，更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从中国一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预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危机殃及全球
经济全球化本身就是双刃剑，一国危机殃及周边国家，大国危机殃及全球。这为那些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造成了既不可预测、又不可控制的外生变量。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但该报告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随后的研究表明：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劳动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领域与富裕国家竞争。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这是典型的大国溢出的负外部性，也是典型的其他国家外部冲击，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内部因素相互作用，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如2009年，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是负增长，全球也首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这也为世界银行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新验证，但另一方面掩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这场空前超大规模全球危机真正的祸首。这是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沿海省市率先跨越
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此，“十二五”规划是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这成为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目标。2013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外宾时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过“十二五”时期，中国保持了7.8%的增速，成功地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阶段，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
以广东省为例，“十二五”时期，广东加快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1.76%提高到2.50%，提前五年达到2020年全国的研发投入强度目标。有效发明专利量和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首位，技术自给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提高到71%和5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8.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上亿人口的广东省进入两个“一万”俱乐部。一是2015年广东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GDP达到67503元，相当于10838美元）；二是GDP总量超过了1万亿美元（地区生产总值达72812.55亿元，相当于11691亿美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0.8%，占世界GDP总量的1.67%。
我们注意到，不只是广东一省提供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目前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的人均GDP均超过高收入门槛（人均GDP在1.27万美元以上），浙江（12466美元）、内蒙古（11547美元）、福建（10913美元）、广东（10838美元）、辽宁（10467美元）、山东（10305美元）的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共计10个省市区，GDP合计为38.60万亿元，占全国总量比重的57.0%，常住人口总数5.10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37.1%，相当于欧盟总人口，相当于美国总人口1.64倍。
我们估计下一轮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的地区还有重庆（2015年为8402美元）、湖北（2015年为8107美元）、陕西等中西部省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11%，这样接近一半的全国人口将进入“1万美元俱乐部”。
可以预见，沿海地区将带动其他地区进入1万美元俱乐部、高收入阶段，如同改革开放之初这些地区率先对外开放、经济起飞，进而带动整个中国全面开放、全面起飞一样。将来回头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照搬照抄西方民主的国家是真命题，但对中国而言一定是伪命题。这如同改革初期所谓“贫困陷阱”的命题一样，都被中国抛在历史之后。
创新才能驱动发展
在制订“十三五”规划时，党中央明确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是基于此，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五大发展的理念，既具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导向，也具有十分务实的问题导向：坚持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坚持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坚持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坚持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开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国务院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精心设计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是为了破解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走向高收入阶段。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2～1.3万美元。
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特别是相对于世界领先国（如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水平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率的关键所在，也是从追赶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转变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中等收入国家上升到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驱动力。
我们的研究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当相对于美国实现追赶时，才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中高收入或高收入水平。因此，中国未来对美国的追赶本质上要从要素驱动追赶型转向创新驱动，即全要素生产率追赶型，既要继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更要创造先发优势。
为此，纲要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核心指标：
一是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从2015年占GDP的比重2.1%提高至2020年的2.5%，这就意味着将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2.37%），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加至2.32万亿元，5年累计投资11.22万亿元，相当于“十二五”时期总支出（5.80万亿元）的1.93倍，接近或超过美国研发支出。
二是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翻一番，从2015年的6.3件提高至2020年的12件，全国发明专利拥有量从119万件提高至168万件，实际执行结果还会高于预期指标，这既反映了中国技术创新资本存量加速积累，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是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5年的55%提高至2020年的60%，实际上该指标比较接近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总量的关系，还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利”。
四是大幅度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从2015年的40%提高至2020年的70%，用户数从6.88亿人提高至9.80亿人；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从57%提高至85%，用户数从7.8亿人提高至11.9亿人，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经济，形成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的先发优势，并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等），不仅扩大经济的地理空间，也包括扩大全球的市场空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电商跨境，从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进入全球布局阶段。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和指标，纲要提出：
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包括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拓展发展动力新空间。
二是构建发展新体制。这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三是拓展网络经济空间。这包括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强化信息安全保障。旨在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上中等收入新阶段，发展动力进入“五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互联网+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新时代。中国有足够的发展潜力，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有极大的发展能力。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2万～1.3万美元，每户家庭年收入将达到9万～10万元，成为世界最大规模中产阶级人群，HDI（人类发展指数）将接近0.80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消除极端贫困人口，使14亿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生活，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共同富裕的高收入阶段。
【作者简介】胡鞍钢，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农业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职。近期著作有《“十三五”大战略》《超级中国》《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制》《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等。
（2016-03-18 14:22:00）
【延伸阅读】中国有能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有利于发展制造业。图为工人在重庆长安福特汽车现代化整车生产线上工作。（资料图片）
随着两会的召开，全世界热议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按照“十三五”规划描述的宏伟蓝图，中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将达到90万亿人民币，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人均GDP将接近1.1万美元，这就基本上告别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入了发达国家门槛。那么“十三五”规划所描述的宏伟蓝图能不能够实现，这个问题和国际上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发展，未能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人均GDP要达美国40%以上
中国有没有可能突破中等收入的陷阱？“十三五”规划所描述的宏伟蓝图能不能够实现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拉远镜头，放开视角，回顾一下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战后70年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处于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当前人均GDP发展水平也处在中等收入行列。最近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仔细梳理了战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描述并不精确，事实上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最关键的是能否有效地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因为只有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本国的居民在国际交往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再有，决定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是该经济体与国际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按照这一视角，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经济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即1美元约等于4.4元人民币），我们相当于世界上人均GDP最高的大国美国人均GDP的22%。美国是全球最具有创新力、自然资源最丰富、同时市场经济制度相对成熟的先进经济体，其人均GDP在所有人口2000万以上的国家中始终名列前茅。
梳理战后7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相对于美国人均GDP从20%到40%的飞跃，这其中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以色列、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波兰、斯洛伐克和爱沙尼亚。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达到美国的人均GDP40%的话，该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就相对比较稳定。今天的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人均GDP在美国的75%左右，到了这个发展水平上，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甚至与美国基本持平了。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中等收入陷阱”更本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从今天相对于美国22%的收入水平发展到40%以上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具备“三好条件”
我们仔细梳理了所有13个成功的国家和其他几十个不成功国家的重要区别，根据案例分析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有成功的国家都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我们称之为“三好条件”。而那些不成功的国家，至少有一项“三好条件”没有满足。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长期稳定并且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政治稳定是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仅有政治稳定还不够，还必须有政府长期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经验是极其正面的。而今天，中国仍然满足这一基本条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在未来仍然会有一个稳定的、支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政府。
第二个条件是持续改善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具体来说，就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在持续地稳步提高。今天的中国经济在这个方面是令人骄傲的。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根据“十三五”规划，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23年上升为10.8年。同时，人均健康水平、劳动力平均健康水平也在持续提高。“十三五”规划草案中提出，要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换言之，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中虽然总体劳动人口在“十三五”期间达到顶峰，但劳动力的人均素质和有效的工作时间将会持续提高。因此，我们认为，不能断言人口红利已经丧失。
第三个条件就是一个经济体必须持续对发达经济体开放。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了，始终对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保持高度的开放，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是这些发达经济体。一个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进行贸易和投资，它的经济竞争力、企业技术水平、商业模式和思维模式都会逐步地向发达国家靠拢。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它虽然主要被不发达国家所包围，但是其主要投资及贸易伙伴却是西方发达国家。
纵观当今中国经济这三好条件，不仅在今天，以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持续满足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经济不仅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够向更高的发展水平不断迈进。
增长速度会呈U型态势
那么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呢？增长潜力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即在不受到重大国际经济扰动和周期性影响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了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三期叠加”因素的不利影响，所以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是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经济速度适当放缓，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是为了未来更好更快速发展的需要。
为了研究中国当前GDP增长的潜力，我们特意比较了历史上13个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经济体在经过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阶段之后的5年、10年、1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就是这些国家达到22%美国人均GDP之后的增长速度。剔除希腊、塞浦路斯等当时受石油危机、战争等因素影响的国家，我们发现，其他的成功经济体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后的5年到15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以上。因此我们应该有信心讲，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应该能够达到或者接近7%左右。据此，我们也有信心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当前中国经济一旦能够调整到位，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会回到7%左右，呈现一个U型态势。
当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悲观观点主要有三个，值得一一回应。第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已经丧失。但根据之前的分析，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寿命还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有效劳动供给还在上升。一旦能够落实改革，实行更灵活的就业和退休制度，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持续释放。
第二个观点认为中国是“大国经济”，不可能走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依赖外部市场发展的增长路径。我们同意这个说法，但要强调“大国经济”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中国经济内部仍然有极大的地区差异，中国内部的跨省、跨地区贸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际市场需求的不足。举例说来，安徽省人均收入水平仅仅是它的邻居江苏省的一半左右，“十二五”期间，江苏人均GDP在全国排名第一，安徽则是倒数第六。因此，江苏与安徽之间的跨省贸易与投资一定是两省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安徽省，尤其是合肥地区，近来正是发挥了这一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全国前列。
第三个观点是说中国目前的宏观负债率奇高，也就是杠杆率很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确目前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非常高，达到GDP的150%左右，但政府的负债率并不算高，中央和地方债大约占GDP的60%，包括隐性债务。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也很高，根据我们的测算，储蓄率在38%左右，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是45%到50%。即便是38%，我们的储蓄率也是美国的两倍，比日本、欧洲等经济体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在高储蓄率的前提下，中国经济能够承担，也应该对应着更高的负债。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应该想方设法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推进债务重组以大幅度降低企业债。
调结构三件事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尽快走出低谷，完成结构调整的重任从而释放高速增长的发展潜力呢？我们认为三件事情至关重要。第一是必须全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尤其是在生产领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比如说，实行更加灵活的退休制度，利用好有效劳动供给持续上升的趋势，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激活国有企业，同时通过改革让互联网等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在企业中发挥作用。
第二是更大力度地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中国经济目前的劳动力成本在持续提高，这是好事情，因为这是结构转型的基本要求。这就意味着中国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在不断提高，这也带来了消费的兴旺。同时，中国社会的环境与生态约束不断提高，这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地放弃一些产业，包括煤、铁矿石等资源类产业。再比如，在保持棉花等经济作物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大胆从国际市场上增加进口，适当减少国内产量，释放劳动力，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将中国的重化工业由中西部转向沿海地带，进行绿色改造，更高效地利用国际原材料资源。利用好中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成本，大力发展成熟的制造业，包括汽车制造、大型成套设备等。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实现结构性的、全面的、绿色的升级。这一升级本身需要投资，蕴藏着增长点。这也是中国生态改进的一个过程。
第三是必须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牢牢把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历史的经验表明，几乎所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夭折的国家都是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从而倒退多年。目前，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是空前的，金融的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必须夯实金融发展的基础，比如说要全面建设作为金融基础的法制，提高法制质量。笔者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的一个提案中提出要在上海或者北京设立高级证券法院和检察院，要彻底改造和提升证券市场的司法质量。同时，在这一基础之上，要牢牢把握资本账户的流动，保证以高达近20万亿美元而位居世界货币存量第一的中国经济不至于演变成堰塞湖的决口，带来灾难性的资本外逃。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现代技术进行企业升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牢牢稳定住金融，中国经济不仅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50年，即中国梦第二个百年的标杆年，人均GDP应该能够达到那时候美国人均GDP的70%到75%，国民素质将会大大提升，经济总体规模将达到美国的3倍左右，综合国力将比今天实质性地迈上一个大台阶。那将是一个十分值得期待的美好前景，那些为了民富国强奋斗终生的几代前辈们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深深的慰藉。
【作者简介】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现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同时担任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编委。
（2016-03-17 16:28:00）
【延伸阅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改革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本报自今天起特别推出“强国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专题报道，邀请国内外各领域顶尖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就“十三五”时期中国面临的这一历史性考验进行深入探讨，系统论述国外经验与教训，深刻解析国内挑战与机遇，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强国梦建言献策。敬请关注！
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800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经济学家总结了大量经济发展史实，针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概括了一个叫作“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概念:引领一个经济体成功摆脱贫困的道路，并不能确保该经济体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对此概念及其政策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么否定存在这样一种发展现象，要么作出诸多不尽相同的阐释。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自信的同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应对挑战的方法论。在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树立信心同时又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有参照价值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由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首次提出。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此前广为使用的“拉美陷阱”，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发展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
许多经济学家，如罗伯特·巴罗和阿马蒂亚·森等，不承认这种经济发展现象的存在，尤其认为这个概念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前景。不过，如果经济史上的确存在着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特殊发展挑战，而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归纳其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中历来被广泛用于表示一种超稳定状态，即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推动人均收入一次性提高的因素不具有可持续性，不足以根本改变传统的均衡状态，就会有其他因素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使这个经济体在该收入水平上徘徊不前。所以，一旦把研究重点放在中等收入国家如何摆脱周而复始的现状，这一分析框架是有益的。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步
虽然“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根据现实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我们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中，归纳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征化事实，用以说明一个“不幸”的经济体，是如何经过四个步骤落入该陷阱的。
第一步，经济体经历一定时期较快增长后减速。美国经济史学家埃肯格林等收集了大量国家的历史统计数据，通过计量研究发现，一个经济体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某个特定时点上，会发生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平均减速幅度可高达6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一些国家减速经验时，把不同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别归结为制度因素、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在地区一体化和贸易方面的缺陷。不过，具有规律性的是，这些减速都与发展阶段变化相联系，归根结底是供给侧相关因素变化的结果。
第二步，对减速原因的误判导致政策选择不当，使减速演变为停滞。例如，如果减速的原因在于供给侧的潜在产出能力降低，而政府的政策却是着眼于在需求侧刺激的话，则不仅难以产生政策效果，还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和不良结果。其中，最严重的扭曲莫过于政府过度使用产业政策，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背离比较优势；最严重的政策后果则是造成泡沫经济、产能过剩和对落后产业及企业的不当保护。一旦如此，原本可能是正常的减速，反而被转变为长期的超低速增长甚至增长停滞。
第三步，面对经济增长停滞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应对，造成经济社会体制的全面扭曲。例如，在经济增长停滞、蛋糕不再能够做大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蛋糕成为普遍存在的动机，造成寻租行为滋生和腐败泛滥。由于具有特权的群体往往得到更大的收入份额，以及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状况愈益恶化，进而激化社会矛盾。这时，财力拮据的政府往往只能借助于仅有承诺却难以兑现的民粹主义政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伤害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
第四步，与停滞的经济增长相伴而存在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后者竭尽全力要维护这个有利于自身的分配格局，因此不利于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一旦进入这种体制状态，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就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改革和制度变迁更是举步维艰，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便被固化。
从已有的经验看，上述四个步骤既有时间上的先后继起性，又有空间上的同时并存性。从中得到的启示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既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防止把自然的减速转化为万劫不复的经济停滞，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保持社会凝聚力，同时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以体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和长期可持续。
经济减速原因在于供给侧
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2011年的长达33年里实现了平均9.9%的高速增长之后，2012年开始明显减速。对于中国经济的减速，国内外经济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林毅夫认为是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度缩减导致需求不足；萨默斯断言以往的异常高速增长终究要“回归到均值”；巴罗则认为任何国家不能长期偏离“趋同的铁律（年平2%的速度）”。如何判断减速原因至关重要，关乎应对政策是否正确有效。
中国减速主要是由于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发生了逆转，并形成一系列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条件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的人口红利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提高了储蓄率、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并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恰好在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门槛的同时，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攀升。随着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就减弱了，导致由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GDP潜在增长率下降。
有多种因素推动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一是劳动力持续短缺和工资快速上涨。二是资本报酬呈现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三是2014年农村16至19岁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减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四是诸多体制性障碍推高企业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五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浪费了资源，压缩了经济增长空间。
理解了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增长现象而非周期现象，其原因在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有助于我们正确决断、对症施策、精准发力。
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2020年中国人均GDP按照不变价格将超过1万美元，更加接近划分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大约1.2万美元的分界线。然而，一方面这个划分标准是动态的，届时也有可能向上调整；另一方面高收入国家的平均人均GDP远远高于这个分界线，目前超过3.7万美元，因此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仍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基于对这一现象形成原因以及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分析，首要任务是要对症施治，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解决好收入分配，提高发展的共享水平，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以支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对症施治推进结构性改革
首先，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应对发展阶段变化导致的减速，不能用强刺激办法使增长速度超越潜在增长率，而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赢得改革红利。当前最紧迫且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是着眼于延长人口红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转移，稳定农民工就业，抑制工资和单位劳动成本过快上涨；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政策环境，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其次，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共享发展水平，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随着2004年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初次分配领域显现出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自2009年以来，反映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如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都呈现持续缩小的趋势。然而，中国整体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并不能产生迅速降低的效果，需要明显加大再分配力度。
加大再分配力度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体现政府再分配责任。这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战等；另一方面，从税收制度改革入手进一步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目前中国税收体系仍然是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也明显缺乏累进的性质，因此从调节收入分配着眼进行税制改革，既符合国际惯例，也有巨大的调整空间，预期可以取得更显著的缩小收入差距效果。
第三，防止过度福利化的民粹主义倾向，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阻挠，保持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份额，固然是共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存在着妨碍劳动力充分供给的制度性障碍的情况下，改革滞后意味着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负担过度压在企业身上，造成比较优势的过早过快丧失；在社会保障覆盖率仍低的情况下过于频繁提高保障标准，同样加大了企业负担。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没有任何群体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式改革机会已经不复存在，进一步的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因此，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总结地方改革的成功经验，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通过顶层设计消除利益樊篱对改革的阻碍，推动改革获得实效，是中央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以及推动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关键职能，将体现国家正确决断、掌控经济增长大局、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治理能力。
【作者简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副院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及其学术委员会成员等。近年著有《解读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作品。
（2016-03-17 16: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