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8期主持人 | 徐鲁青
九月末精疲力竭，我提交了年假申请，小熊（我们总监）说，正好，休息完了回来做诺奖。
诺贝尔文学奖，是“继承文明传统”，是“拓展人类边界”，是文化记者好不容易有了点大事写。为了“做诺奖”，我早早地辗转三个核酸点拿阴性报告，早早地从山里回到国际大都市Shanghai，早早地拒绝了数个蹦迪邀请：不行，我晚上要“做诺奖”——没人敢回一个“不”字。
10月6日12:00，工作群里发来诺贝尔奖直播链接：“倒计时：7小时。”18:19，编辑黄月分享冷门作家名单，建议提前熟悉英文发音，“天，好希望来个日本名字。”18:45，直播切入颁奖现场，“只要不是个中国作家，莫言那年我太惨了。”小熊开始回忆深夜蹲点莫言家门的故事。18:54，颁奖台还没有动静，我们讨论起现场唯一戴口罩的是不是个亚洲记者。18:57，来了，来了，听力大赛正式开始。
这是我第一次写诺奖报道，过后我在群里说，“好有意思”，聊天室再聊聊吧，黄月在“好有意思”背后打出了“哈哈哈哈哈哈”的一串笑。看来一千个文化记者有一千个“做诺奖”的感悟，虽然大多数没在夜里蹲点莫言，也都会在每年秋天的傍晚用力辨析一个含糊不清的名字。它或许会一下激荡起私密柔软的阅读记忆，也或许陌生模糊得让人呆住几秒——继而埋怨为什么不来个日本作家——我们怀揣着这些心绪，一遍遍拨打占着线的电话：Ta的写作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引进了这个卖不动的人？Ta来过中国吗？来过，那有得可写的了，快，说说Ta对中国人说过什么？
我对埃尔诺逐渐产生的熟悉感，却并非因为知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事件奇妙地产生了交集，她将在我阅读以外的记忆里仍长久地占据一席之地。我既对她拥有真实又不安的好奇心，也感谢她拿奖拿得那么合适——既不像阿特伍德受人瞩目，仿佛要采访一百个人、一百个小时才够，又不像玛丽斯·孔戴，没有引进一本书，想采访对象都得想上一百个小时。
夜里九点半，一切结束，打开朋友圈看到满屏的埃尔诺感想，我则收到朋友的消息，是不变的街道、不变的酒瓶，“诺奖‘做’完了吗？要不要过来蹦？”
关于诺奖的记忆：“苦咖啡文学”、感同身受与“动摇感”
小熊： 作为曾经常年跑文学条线的记者，诺奖夜精神压力还是不小的，因为纸媒时代既要保证采访到相关人士，又要第一时间出主稿，几乎每年都要在报社熬到好晚（除了莫言获奖那年在寒风中守在他家楼下，后来知道他已经早早回高密老家，才在附近找了个酒店写稿）。我的经验是，第一时间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是最重要的，印象比较深的是门罗获奖那年。当时国内只出过一本门罗作品《逃离》，这本书的译者是李文俊老师。我是那年第一个打通李文俊老师家里电话的记者，他从我这里知道了门罗获奖的消息，那时候也没微信，李文俊老师也没手机，所以我打通之后就意味着其他人都没办法打进来。我就一直问一直问，至少拖住了3、40分钟。后来听说其他媒体记者急得不行，有人直接上门去了。
这几年更多是在诺奖的时候给记者们提供后方支持，比如获奖者出来以后马上去判断、去找人。今年埃尔诺获奖，我一搜已出版的《悠悠岁月》的译者吴岳添是社科院外文所的老师，就赶紧向同样是外文所的著名的晓强老师求助，保障了文捷可以第一时间采访到译者。从我刚做记者一直到现在，晓强老师十几年里一直无条件提供各种后方支持，深表感谢。
潘文捷： 关于诺奖，我记得最清楚的反而不是颁奖，而是阎连科一次演讲。那一次，阎连科谈到，村上春树式“苦咖啡文学”如果能获诺奖，会是我们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他说，在村上春树这种作家的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在此基础上，阎连科认为，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学， “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如此复杂和丰富……保不定青年作家一夜之间写出传世之作来。”
我当时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觉悟和思考，还觉得他说得蛮有道理的，于是把事情如实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条新闻，一时间引发了很多讨论。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呢？难道反对他的都是村上春树的粉丝吗？我感到迷惑。这个新闻及其后续似乎成为了衡量我个人文盲水平的考题，我有时候会拿出来想想，阎连科说得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更明白了一些，就会觉得自己又进步了一点点。
林子人： 作为编辑部里社科条线的记者以及一个纯文学读得越来越少的伪文艺青年，我对诺奖报道参与得不多，对诺奖引发的种种预测和讨论也多抱着友好围观但没啥发言权的态度。印象很深的是，2016年诺奖终于颁给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在那之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未曾把他归入“作家”的行列。颁奖主持人念出“鲍勃·迪伦”的名字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工作群立刻炸锅了，所有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鲍勃·迪伦？是那个我们知道的唱民谣的美国歌手吗？
我或许和许多普通读者一样，是通过诺奖去发现和了解此前我闻所未闻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今年的诺奖颁发当晚，忙完手头我那部分的报道工作后，我开始读去年诺奖获得者古尔纳的小说《赞美沉默》，并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位有着浓重非洲印记的作家其实离我一点都不遥远，恰恰相反，我对书中描述的那种处于故乡与异乡、殖民与后殖民夹缝之间的复杂感情感同身受。我觉得这是诺奖对我们普通读者的意义——它将全球各地的、我们原本缺乏了解的作家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差异并不能阻止人类彼此的理解和共情。
董子琪： 同意，《赞美沉默》这本书与我们一点也不遥远，而且还和我们的诺奖得主莫言的名字是同义词（Admiring Silence）。提到莫言，我想起他获奖的那年我还在上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Mo Yan并恭喜在场的中国同学，大家都喜气洋洋，就像我们都摘得了奖章分享了莫言集体荣誉似的。一位同学很自豪地跟隔壁介绍说莫言是自己山东老乡，不料这位老兄回说，所以你家也是cannibalism（食人族）吗。——没想到这也能引来国际嘲讽哈哈。往好了想，这也证明对方对莫言并非一无所知。开玩笑，莫言当然不止写过食人族。
记得鲍勃·迪伦获奖那年，我已经在观测赔率榜了，也见证了最后一刻鲍勃·迪伦冲上了排行榜。鲍勃·迪伦获奖之后我读了国内引进的他的诗歌歌词集，注释是相当繁复的，他确实化用了许多典故， Like a Rolling Stone 写得好啊！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是从经典中撷取的美妙意象。
尹清露： 我是在比较小的时候接触到村上春树的，后来“陪跑诺奖”的传言才逐渐兴盛，所以我一度肤浅地认为诺奖离自己的个人经验很遥远。我也有所耳闻阎连科的“苦咖啡文学”评价，也对他强调的“伟大”、“民族普遍境遇”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厌弃 ，而且，既然人们的生存条件已经产生了变化，又要以什么尺度去衡量所谓“小困难”和”大困难”呢？
当然，这只是单纯的、带着些忤逆的想法，某种程度上，阎连科的观点不无道理，我也在长大后对诺奖作家有了稍微多一点体悟——毕竟个人经验是嵌入进集体经验中的，如果一位优秀的作家写出了普世的困惑/反思，那么我自然也会被打动。子人提到读古尔纳的感受，我也有同感，还在《海边》里奥马尔和拉蒂夫漂洋过海的相遇中，油然升起一种“破碎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希望之情。
至于阎连科批评的村上写作——阅读快感有余而批判性不足，展现了人的迷惘而非对人的深刻凝视——这些倒也是真的，这和阅读另一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时的感受很不一样。比如《别让我走》就远非令人舒服的写作，甚至因为背离惯常的伦理而显得“诡异（uncanny）”，克隆人意识到自己或许不是人类——但仍然在绝望地追问着。所以美国学者马修斯说，“石黑一雄文本中有一个精致的悖论，写作似乎对自己非常确信，却又把读者带离了确定性。”虽然难以诉诸言语，但是在阅读期间，内心某些根本性的部分的确得到了动摇，这种“动摇”，在我心里或许也是诺奖追求的品质之一吧。
在“正确”与“锋芒”之间：诺奖背后的文学标志
小熊： 关于诺奖，有几个方面的讨论比较多：一个是它到底是不是代表了文学的最高水准；另一个是它到底是不是只纯粹和文学有关。如果让我简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话，我给出的答案都是“不是”。
任何一个奖项都有其立意和对获奖作品的期许，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主旨是要颁给“表现出了理想主义倾向，并有最优秀作品的人”。 如何界定理想主义当然仁者见仁，但这至少代表了诺奖的世界观，所以在选择获奖作家时需要有这种相容性，或者即便没有这种相容性，评奖委员会也一定会在授奖词中硬拗回来，比如奈保尔、贝克特等明显作品是黑暗属性的作家们在获奖时，也会被皇家学院赋予这种理想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如果梳理一下诺奖的获奖名单，我们得承认其错过了许多一流的作家，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即便是现在还活着的作家里，昆德拉恐怕也并不会在有生之年被诺奖青睐。按照唐诺老师的说法，诺奖其实尤其保守且平庸，服膺着某种集体逻辑。“它不太敢要、甚至畏惧那些一下子超过太多走得太远的东西，那些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顺利安装回当前人类世界的东西。”在外界看来，可能授予某个批判现实社会的作家代表了诺奖的某种态度，亦或是给予某个安静入山中无日月地书写于某处世界边缘不思世俗作品的作家代表了其包容性，但从文学的角度，很多时候这些作品是“正确”的东西，却不是在文学层面上更向前探索的作品。
当然在这个时代，纯文学的现状就是越来越小众、越来越边缘化，和诺贝尔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我猜想，或许瑞典皇家学院这些年也一直在努力去拓展文学的边界，让这样一个光芒逐渐散去的学科，通过一年一度的全世界的聚焦机会，可以稍微延缓那么一点点“衰退”的步伐。
董子琪： 一直在琢磨诺奖的标准，像是去年和前年都颁给了学院的写作者，就能够体现唐诺所说的诺奖保守的特点。但我也有一个观察，就是每年诺奖多少还是有点争议的，像是托卡尔丘克得奖时，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诺奖是为了颁给一个女性、尽管她是二流作家这样的评价。不知道评价者是否看过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如果没看还好，因为如果看了可能确实会发现自己是托姐讽刺的对象。这也是诺奖未丧失锋芒的体现吧。
还有一个存在探讨的技术性问题是，瑞典文学院跟着谁走，又跟着什么媒介走。前一个关系到瑞典文学院评审团参考了哪些国际奖项，比较明显的就是布克奖和国际布克奖，像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格尔纳和今年的埃尔诺都与布克奖有关。后一个是影视媒介是否对评审有影响的问题，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在去年曾被改编成电影《正发生》并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而根据托卡尔丘克作品改编电影的《糜骨之壤》也在诺奖授奖前一年在柏林电影节摘得银熊奖。两位获奖者的作品改编都在前一年摘得电影节的重要奖项，这是巧合吗？穷尽世界上所有的作家作品是难的，即使对评审来说也是一样，那么看电影会是新的灵感来源吗？
我国对于诺奖是有执念的，就像对奥林匹克金牌难以忘怀一样，这也会影响出版行为，比如我们能看到“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和“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样的丛书确实是对世界文学的系统介绍，可是以奖项对作家分类的方式真的合理吗？当然文学奖作为肯定作者终身成就的世界舞台，中国作家在乎是很正常的，学者朱振武就提起过，贾平凹曾问他，自己和莫言怎么比、是不是有资格得诺奖。